更新时间：2026-09-04 13:11:32点击：
当银幕亮起,放映厅陷入黑暗,一群陌生人因为同一个故事同时欢笑,落泪或沉默,电影便不再只是个人娱乐,而成为一种共同的精神体验。
但在短视频,短剧和各种新媒介不断分割注意力的今天,电影似乎正面对新的问题。
观众不再缺少内容,而是每天面对海量内容,不知道该选择什么;创作者也不再只是思考“如何拍电影”,还要回答“电影应该拍给谁看”。
近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与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中国电影新评价体系发布暨影评人论坛在北京举行。
黄建新,贾樟柯和董润年三代电影人围绕“发现好电影,寻找新观众”展开对话。
从各自成为影迷的经历,到导演生涯中的创作选择,再到影院公共性,短视频冲击和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三位导演最终都回到了同一个问题：
在今天,电影为什么依然值得热爱？
对于黄建新而言,电影的魅力从童年就已经开始。
小时候,他会想办法跑进电影院,甚至躲到银幕后观看电影。随着年龄增长,他逐渐意识到,电影并不是简单地记录现实,而是一种通过人为创作制造幻觉和艺术体验的方式。
后来,库里肖夫的电影理论著作又让他第一次真正感受到电影语言的奥妙。
从影迷到大学中文系学生,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然后成为场记,助理导演和副导演,黄建新一步步走上导演道路。
回头看,他很难用一个具体原因解释自己为什么爱上电影。
在他看来,电影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行业,因为它把想象力,创造力和表达能力集中在了一起。
但热爱也意味着付出。
导演工作往往伴随着长时间的现场拍摄和大量准备工作,如果没有真正的热爱,很难长期坚持。
“热爱”因此成为一种筛选机制。
愿意不断学习,不断工作,不断面对创作压力的人,才可能真正留在电影行业。
贾樟柯则把自己的身份分成两个部分,“影迷贾樟柯”和“导演贾樟柯”。
这两个身份有关联,却并不完全相同。
作为影迷,电影院首先是他童年生活的一部分。
在山西汾阳长大时,电影院是孩子们能够不断探索的地方。县城并不大,街道和其他公共空间很快就会逛熟,但电影院里的世界却一直在变化。
隔几天换一部电影,意味着每一次走进去都可能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这种电影院带来的空间感和新鲜感,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贾樟柯。
即使成为导演之后,他依然喜欢独立的电影院建筑,而不是单纯把影院当成商场中的一个消费空间。
而让他真正决定从事电影工作的契机,则来自观看陈凯歌的《黄土地》。
此前的贾樟柯是一名文学青年,写小说,发表作品。看完《黄土地》之后,他意识到电影能够成为一种与文学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于是决定走上电影道路。
但成为导演并没有改变他的影迷心态。
无论艺术电影还是商业类型片,他都愿意去看。
甚至对于一些在专业层面并不完美的作品,他有时也能看得津津有味。
因为一部电影即使存在很多问题,其中仍可能存在某个瞬间,某种真诚或者某种人情味,能够触动观众。
这也是他希望自己一直保持的影迷心态。
三位导演都谈到了一个关键词：公共性。
贾樟柯认为,电影院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就在于它能够让陌生人因为同一部电影产生共同话题。
大家来自不同家庭,拥有不同经历,但在两个小时左右的观影过程中,所有人共同经历了一段虚构的人生。
走出影院之后,这种共同经历便可能转化为共同语言。
小时候,孩子们会坐在电影院门口的台阶上讨论人物,模仿电影台词。今天看来,这其实就是电影公共性的早期形态。
董润年也有类似感受。
他认为,电影院里的集体情绪是家庭观影或独自刷手机无法完全替代的。
一部喜剧片在家独自观看时,某些桥段可能并没有那么好笑,但在影院里,当周围的人同时大笑,这种情绪会迅速传递,最终形成一种集体释放。
电影因此不仅提供故事,也提供了一种人与人之间共同体验的机会。
电影进入市场之后,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
一部电影上映后,导演面对的就不再是一个人的表达,而是无数观众不同角度的解读。
贾樟柯认为,电影完成之后就应该交给观众。
导演可以从评论中观察社会情绪,了解大众正在关注什么,但没有必要对每一种评价进行解释。
因为观众拥有自己的情绪和理解能力。
甚至出现与导演原意不同的解读,也并不意味着作品失败。
相反,多元解读本身就是电影公共性的组成部分。
不过,贾樟柯也特别提醒创作者,面对评价时需要警惕“过誉”。
批评可能让创作者发现自己的盲区,而过度赞誉则可能让人失去反思能力。
对于创作者来说,真正危险的不是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而是逐渐失去继续突破的动力。
董润年则认为,创作本身就是与观众不断对话的过程。
观众的解读有时甚至能够让导演看到创作过程中没有意识到的可能性。
同一个表达可以产生不同理解,这些反馈又会进入下一部作品,最终成为创作者持续成长的一部分。
真正的问题在于,当人们越来越习惯短视频和碎片化内容之后,还愿不愿意花几个小时走进电影院？
黄建新认为,今天电影面临的一个现实挑战,是社会节奏变化越来越快。
一部电影从构思到完成可能需要数年时间,但观众的兴趣变化却可能在几个月甚至更短时间内发生。
这就容易造成创作周期与市场变化之间的错位。
一部电影制作完成时,原本针对的社会情绪可能已经发生变化。
与此同时,对于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来说,一次电影消费还意味着交通,排队,观影等时间成本。
过去人们可能随意走进电影院,现在则需要专门安排时间。
贾樟柯关注的正是这种变化。
他认为,电影院与年轻人的日常生活正在逐渐疏离。
过去的孩子可能在街上随意走进一家电影院,如今孩子们的时间被学习,培训和各种活动切割,电影院不再是成长环境中的自然组成部分。
问题因此不只是“观众喜欢什么”,更是“观众还有没有机会自然地接触电影院”。
面对短视频越来越快的节奏,电影是否也应该变得更快？
黄建新的答案是否定的。
他认为,电影拥有自己的叙事规律。
一部优秀作品需要铺陈,需要让观众理解人物和环境,然后逐步叠加信息,最终形成情绪上的冲击。
如果所有内容都追求快速呈现,反而可能破坏这种积累。
因此,电影的“慢”并不一定是缺点。
恰恰因为它愿意花时间建立一个完整世界,电影才能承载更加复杂的情绪和思想。
董润年也认为,观众真正追求的未必是“快”。
一些节奏舒缓,叙事传统的作品依然能够获得观众认可。
真正重要的是,电影能不能让观众觉得这次走进影院值得。
对于今天需要专门抽出时间看电影的人而言,他们期待的可能不是单纯的刺激,而是一种能够与自己当下生活产生联系的完整体验。
随着观众兴趣越来越多元,董润年判断,未来电影市场可能进一步分众。
过去,一部头部大片可能覆盖非常广泛的人群,成为社会共同话题。
未来则可能出现更多针对不同年龄,兴趣和生活方式的电影。
这种变化也会反过来影响创作,投资和发行。
电影公司需要更加准确地寻找目标观众,创作者也需要理解自己真正想表达什么以及适合哪些观众。
与此同时,年轻创作者正在不断进入行业。
董润年提到,一些新生代创作者本身就是互联网内容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拥有与传统电影人不同的视觉经验和表达方式。
这或许意味着,电影行业真正需要思考的并不是简单模仿短视频,而是如何从新的媒介环境中发现新的创作者。
技术变化同样成为此次对话的重要议题。
黄建新提到,人工智能正在降低影像创作的部分门槛。
如今,普通人也可以借助AI制作实验性影像,观众对于视觉效果的接受能力和审美标准也在快速提高。
这意味着,未来电影创作者面对的竞争可能不再只是专业技术能力。
当技术工具越来越容易获得,“真正想表达什么”反而变得更加重要。
对于导演而言,真诚,表达欲以及持续学习的能力,可能比单纯追逐某一种技术潮流更重要。
什么样的电影才值得观众热爱？
贾樟柯给出的基础答案是认真。
创作者应该真正投入情感,认真讲故事,认真完成制作,而不是为了迎合市场而敷衍。
类型片可以创新,形式可以变化,技术也会不断更新,但一部电影最终仍然需要一个真正想表达的故事。
黄建新则强调学习。
电影人必须不断接触新的知识,认识不同年龄层的人,理解他们的语言和生活方式。
只有保持对现实的敏感,才不会与时代脱节。
董润年则认为,创作永远带有冒险性质。
没有导演能够在电影开拍时保证这一定会成为一部好电影。
创作者能够做的,只是尽可能对得起自己的作品。
至于最终能否得到观众认可,只能交给市场和时间。
正因为如此,每一次创作都值得认真对待。
从童年躲在银幕后看电影,到在汾阳街头寻找电影院,再到今天面对短视频,人工智能和观众分众化趋势,三代导演的经历不同,但最终指向了相似的答案。
电影的价值,并不只是提供两个小时的娱乐。
它可以让人进入现实中无法抵达的世界,让陌生人在黑暗的影院里共享同一种情绪,也可以让不同背景的人围绕一个故事产生共同语言。
更重要的是,在一个越来越碎片化的时代,电影仍然能够提供完整的世界,完整的叙事和相对完整的思想表达。
这或许正是它难以被完全替代的原因。
“发现好电影,寻找新观众”不仅是电影行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每一代电影人必须面对的长期命题。
影院的形式可以变化,传播方式可以变化,观众的习惯也可以变化,但只要人依然需要故事,需要表达,需要共鸣,电影就仍然有存在的理由。
电影为什么值得热爱？
因为当银幕亮起的那一刻,我们仍然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见时代,看见他人,也看见自己。
而那些愿意走进影院的人,以及那些依然愿意认真拍电影的人,共同构成了这份热爱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