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口结构、消费需求和技术变革同时发生变化，中国经济未来靠什么释放新的增长空间？

在2026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期间，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蔡昉围绕户籍制度改革、养老金、人工智能、教育以及房地产等话题接受采访，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判断。

在他看来，很多经济问题并不能只看单一指标。农民工能否真正融入城市，关系到消费潜力；人口老龄化会增加养老压力，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同样可能创造新的空间；人工智能能够提高生产率，但生产率增长最终能否转化为民生改善，还取决于收入分配和公共服务制度。

农民工落户，为什么可能带来万亿消费增量

蔡昉认为，户籍制度改革不仅关系人口流动，也与居民消费意愿密切相关。

长期以来，大量农民工已经进入城市就业和生活，但部分人并没有真正完成从“进城务工”到“城市居民”的身份转变。在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以及养老等方面，一些群体仍然存在后顾之忧。

这种不确定性会影响消费决策。

当一个家庭需要考虑未来养老、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问题时，即使当前收入有所增加，也可能选择增加储蓄、减少消费。

据蔡昉介绍，中国社科院与OECD经济学家相关调研测算显示，如果农民工获得城市户口，其消费水平可能提高约30%。如果以目前稳定在城市的一亿多农民工计算，由此释放的消费潜力可能达到1万亿至2万亿元。

这并不意味着短期内一定会出现如此规模的实际消费增长，而是从测算角度说明，户籍改革背后存在相当可观的消费潜力。

对于当前扩大内需而言，这也是户籍改革重要的经济意义之一。

户籍改革难在哪儿：收益长期，成本却很现实

在蔡昉看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形成较高共识，但改革推进仍然存在现实难点。

目前相关改革大体呈现两条路径。

一条是直接推动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落户城市；另一条则是逐步降低户籍与基本公共服务之间的绑定程度，让没有取得城市户籍的人，也能够随着就业和长期居住逐步获得更加均等的公共服务。

第二条路径近年来推进相对更快。

问题在于，户籍改革带来的收益往往具有长期性和宏观性，而地方政府承担的成本却比较直接。

人口落户以后，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需求可能随之增加，这些都会形成现实的财政支出。

但改革释放出的消费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人力资本积累，却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体现。

蔡昉将这一现象概括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激励不相容”。

因此，他认为，如果要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考虑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通过更加合理的成本分担和收益共享机制，提高地方推进改革的积极性。

养老金会不会成为“白条”：关键要看生产率

人口老龄化同样是当前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面对年轻人对未来养老金支付能力的担忧，蔡昉认为，不能简单用“今天交了多少钱”来判断几十年后的养老金水平。

我国现行养老保障体系具有现收现付的特点。当前劳动者缴纳的养老保险资金，会用于支付当期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而今天的年轻人未来能领取多少养老金，最终取决于届时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

因此，真正需要关注的并不只是人口老龄化本身，还包括未来劳动生产率能够提高到什么程度。

蔡昉提到，按照相关宏观测算，2025年至2035年期间，我国赡养比可能以年均约4.5%的速度变化，而未来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如果能够达到约5.6%，就意味着生产率提升有望在一定程度上跑赢老龄化带来的压力。

他同时指出，这一判断还存在进一步提升的可能。

改革能够释放生产率红利，人工智能也可能成为新的生产力来源。如果这些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未来劳动生产率增长空间可能进一步扩大。

AI真正的挑战，不只是“机器会不会抢工作”

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影响未来就业和生产方式的重要变量。

蔡昉认为，AI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大趋势，但生产率提升并不自动等于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会同步改善。

从企业角度看，提高劳动生产率意味着用更少的劳动投入创造更多财富。因此，如果大量企业同时采用AI，却没有形成新的就业岗位，就可能对部分劳动者产生压力。

这意味着，AI时代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只是如何让机器变得更聪明，还包括如何让生产率增长成果更好地被社会共享。

在蔡昉看来，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并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基础性和兜底性，让技术进步带来的财富增长更充分地转化为民生改善。

这也是AI从“技术红利”走向“社会红利”的关键。

别只教孩子追着AI跑，人要找到自己的优势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也正在改变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逻辑。

蔡昉认为，学习AI当然重要。未来劳动者需要掌握人工智能工具，理解AI的基本逻辑，并能够与AI协作。

但如果所有人都试图沿着人工智能已经擅长的方向与机器竞争，未必是最优选择。

随着AI能力不断增强，一些传统技能甚至可能快速贬值。例如部分编程工作未来可能受到AI工具冲击，因此，单纯追逐某一种具体技术，并不能保证长期竞争力。

相比之下，人类仍然拥有一些人工智能目前相对不足的能力，包括实践经验、动作能力、主观感受以及部分隐性知识等。

因此，未来教育可能需要从“让人战胜机器”转向“让人与机器形成互补”。

学习AI是为了更好地使用工具，而人文、艺术、哲学等看似暂时“无用”的知识，也可能成为人工智能时代重新认识人的价值的重要基础。

房地产不会消失，但发展模式需要变化

人口下降和生育率走低，是否意味着未来住房需求会持续萎缩？

蔡昉的判断并非如此。

他认为，中国未来确实将面对人口总量变化和老龄化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住房需求会永久消失。真正需要改变的，是过去依赖房地产大规模扩张和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

中国城镇化仍有进一步推进空间。

与此同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仍存在差距。随着更多农业转移人口真正融入城市，住房需求仍可能获得新的释放。

此外，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之后，对住房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

过去更多关注“有没有房”，未来可能更加关注住房品质、居住环境、社区服务以及公共配套。

因此，房地产未来未必需要重新回到过去那种高速扩张的周期，但住房作为重要内需领域，仍然具有长期需求基础。

从“做大蛋糕”到“共享蛋糕”

把这些观点放在一起，可以看到蔡昉关注的其实是一条相对完整的经济逻辑。

户籍改革能够推动人口更加充分地融入城市，释放消费和人力资本潜力；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以对冲部分人口老龄化压力；人工智能能够创造新的生产率红利，但同时也需要解决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城镇化继续推进，则意味着住房和公共服务仍存在新的需求空间。

真正重要的，不只是经济总量增长了多少，而是这些增长能否转化为居民更加稳定的预期和更强的消费能力。

对于未来经济发展而言，改革红利、技术红利和人口结构变化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变量。

如何通过改革降低居民后顾之忧，如何让AI创造的财富更多惠及社会，如何让公共服务更加均等，又如何让城镇化释放新的内需空间，都将影响未来经济增长的质量。

从这个角度看，农民工落户可能带来的万亿级消费潜力，只是一个切入口。其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如何让人口流动、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真正形成合力，把潜在的发展空间转化为更加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动力。